文化力就是竞争力(上)

“无—有—无”的人性法则。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回避“人性”的特点，譬如人都是自私的，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正是看清楚了这一点，才成为经济学宏伟大厦的奠基人。大到浩瀚的历史，小到我们的周围，那些能在竞争中立足的佼佼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善于把握人性。从无欲无求到物质上的有所求，再到精神上的有所求，是人性使然，是自然法则。

老子认为，一个人的最高境界“不争”，是无欲无求，如“婴儿而未孩”即“无－有－无”中的第一个“无”。老子认为婴儿还没有成长为孩子的状态是一个人应该追求的最佳状态，婴儿的内心世界最安宁，与自然最接近，婴儿的思想最单纯，没有恶念。因此，人之初，性本善，本无欲无求。

人最初的“无”是非常短暂的，随着大脑的发育，思想的成熟，人性促使个体不断社会化，人们开始最大限度追求物质层面的东西，即从“无”到“有”；当物质财富享用足够的时候，人们开始更多的追求精神层面的享受，即物质层面的“无”。通俗地讲，一个人无论多么富有，只能吃三顿饭，穿一身衣，睡一张床，最终浓缩到不足一尺见方的盒子里。因此，在物质文明的社会里，文化与精神资源反而成为稀缺资源。

如果更形象的诠释“无—有—无”的人性规律，有一位国学大师堪称楷模，他就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赫赫大名的李叔同，晚年法号弘一法师。首先，让我们来仔细品味李叔同不同凡响的生平：李叔同出身天津商贾旺门，7岁便投师津沽名士学习诗词书画，凭借其过人天赋和勤学苦练，弱冠之年的李叔同便能跻身于师友朋辈间吟赋唱和的各类聚会了。由于参与康梁发起的公车上书运动，受到牵连，李叔同离开天津，辗转避居上海。尴尬的时局无法埋没李叔同的满腹才华，他很快加入了由沪上名士袁希濂、许幼园、张小楼等组织的“城南文社”，四人并称为城南四友。之后他又参与发起上海书画公社，并成为其中的中坚力量，为海派艺术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这一时期，李叔同在江浙沪的影响日盛，他的书法尤其倍受追捧，一字难求。一九零五年秋，李叔同东渡日本，开始了他长达六年的留学生涯。期间，李叔同在音乐、西洋绘画、话剧、艺术教育等领域都有了新的探索，且个个登峰造极。他与同学曾延年组织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一九零七年春 ，春柳社首次公演法国小仲马名剧《巴黎茶花女遗事》，李叔同自费购置头套，精心化妆，亲自饰演茶花女，在日本社会引起广泛轰动；李叔同创办了中国首部介绍西洋音乐艺术的《音乐小杂志》，在国内发行，在中国音乐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亲自作词并谱曲的《送别》至今仍余音绕梁，脍炙人口：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

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送别》的文学艺术与音艺术足以与中国乃至全世界同类艺术之最比肩。李叔同在日本最早接受了西洋的艺术理念和创作形式，回国后，他在杭州一师教学，率先开设人体写生课，开辟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之先河。在艺术教育实践过程中，李叔同影响和培育了一大批艺术家，如丰子恺，刘质平，潘天寿等。与此同时，他的书法、绘画、篆刻、诗词、教育专著亦精品纷呈，其中任意一项所取得的成就都令人叹为观止。就在李叔同不断走向人生颠峰，就在人们期望他再创奇迹的时候，他却毅然诀别了深爱他的二位妻子和子女，剃度出家了。谈到这里，李叔同典型的“无—有—无”的生活追求更贴近了，我们不妨将弘一弟子丰子恺阐释其师出家的人生三阶层之说摘录其下，或许能启示后人：“他怎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的呢？当时人都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容富贵，孝子贤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着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于（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了二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形容，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认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就是宗教徒。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作得彻底……”

王双强
丁亥十一月于未斋